孔子说：“君子不器”(君子不要像器具一样，只有固定的某一方面的用处)。
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赐也何如？”(我端木赐怎么样呢？)孔子毫不客气的回答道：“器也”(你，是个有用的器具)。子贡不甘心，连忙追问，“何器也？”(是个什么器具呢？)孔子说：“瑚琏也”(是个瑚琏，一种贵重的器具)。
子贡这个人确实很有能耐，特别是在办理外交方面，这在当时很有用武之地，他因此被统治者所青睐，孔子死后，统治阶层甚至把子贡捧到了比孔子还要高的地位(参见《论语·子张》)，多亏子贡还有自知之明，没有被他们的热捧冲昏头脑，变得妄自尊大，而是甘居孔子之下，并自觉维护孔子的地位。
达巷党这个地方有人说：“孔子真伟大啊！他学问渊博，因而不能以某一方面的专长来称赞他。”孔子听说了，对他的学生说：“我要专长于哪个方面呢？驾车呢？还是射箭呢？我还是驾车吧。”(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孔子如果想像子贡那样，靠一技成名，其实很容易，他做什么都能做得很投入，再稍微用一下力，就能成为专家，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孔子早年曾做过委吏(管理粮仓的小官)、乘田(掌管畜牧的小吏)，而且都做得兢兢业业，但也仅仅是“会计当而已矣”、“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如果他把精力和志向，完全放在这些方面，也许会成为财会专家、蓄牧专家，借以投靠上层，“票子″大大的有，而后世却因此少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家。
孔子精通六艺(六种技能：礼、乐、射、御、书、数)，只要在任何一个方面再稍微用点力，他都足以成名，但他也没有这样做。
孔子的弟子樊迟向他请教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向他请教种菜，他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刚走，孔子就骂道，“鄙陋之人啊，樊迟！”(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而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
孔子周游列国，和弟子走散了，子路问一个老人，有没有见到他老师，农夫说，“四肢不劳动，五谷分不清，哪里配称什么老师？”(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论语·微子》)。
根据上面两则材料，很多人认为孔子是个轻视农业，并对此一窍不通的人，但我认为，在当时那个农耕时代，孔子还不至于一窍不通，他只不过是志不在此，也希望他的弟子做一个胸襟开阔，志向远大之人。
这一点也体现在他对待颜回的态度上，我们读《论语》，大概觉得除了好学和安贫乐道之外，颜回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也没有出来做过什么事，证明自己的才能，但是孔子对他却极为推崇，喜爱之情溢于言表，颜回死后他更是悲痛欲绝，大概在胸襟开阔，志向远大这一点上，颜回最像孔子，所以孔子对他寄予了厚望。
那么孔子为什么不屑于做一个专门人才呢，一方面，因为他不愿作为一个专门人才，来供统治者驱策，仅仅为了满足口腹之需，而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另一方面，他有一个宏大的目标，一个全盘的计划，他不愿意在现有体制上，被动地做点修修补补的工作，他有自己的主张，他更要推行自己的主张，他要的是一个大工程。
以统治者的鼠目寸光，又怎么可能，信任地把国家交给孔子，任由他去打理呢？那些既得利益者，又怎么可能让孔子顺利得到权柄，好来整治自己呢？这也回答了为什么孔子总不得志这个问题。
孔子虽然没能实现自己的计划，但他的思想却传了下来，他的精神也影响后世，倒是那些专门人才，当时虽然风光无限，现在却都成了传说，我们也无法透过他们的专长，看到他们精神、情怀这一类的东西。
既然是人才，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总是会成为各方面争抢的宝贵资源，俯视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甚至人类的整个历史，我们会发现，还是凭着某一方面专长，为统治者服务的人多，他们武的做走狗，爪牙，文的做喉舌，笔杆子，最不济也能当牛做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食君之禄，分君之忧”，有时不待招纳，自己就争着抢着去卖身投靠，前赴后继，乌央乌央地，他们生活得很滋润，但也有憋屈的时候，因为还有“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狡免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当然也有一些人，完全是凭着自己的专长自食其力，养家糊口，本身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倒也无可厚非。
而那些不甘心让一技之长限死了自己的人，不乐意做统治者的驯服的工具，时刻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当时虽然总不得志，生活上也窘困不堪，精神上却很自由，他们人数不多，却是人类中的精华，因为他们的精神，让我们在一片漆黑中，看到了人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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