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河南省社科院杨海中先生商榷_收藏爱好_潢川论坛

xiaofeng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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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8/1/6 17:01:05
来自：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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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河南省社科院杨海中先生商榷

杨峰

一、引子

二、潢川＝弋阳＝光州会有疑问吗？

三、固始人亦可称作光州人吗？

四、“只有家庙才有可能作为籍贯的旁证”吗？

五、固始有浮光山吗？

六、《光州志》记载的错误与《固始县志》的无载

七、我们有理由自信

一、引子

上个月，漳州朋友，潢川朋友分别发来河南省社科院杨海中先生在2017年第三期《闽台文化研究》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截图。该文是对我《以史说话：陈元光籍贯新探》一文所做的批驳，文章标题是《“陈元光籍贯潢川说”质疑》。本不想对此文做回复，原因有二，第一，截图毕竟不方便仔细地去阅读；第二，因为我所要做的说明都在《以史说话——光州、固始志书中的陈元光》或者《以史说话：陈元光籍贯新探》中做了详细的描述。

昨天邮箱内收到台湾中华河洛暨开漳圣王文化研究会廖俊杰理事长发来的此文，廖理事长也对杨海中先生做了回复：

“關鍵是，經過潢川這兩年一再提出弋陽說的資料，固始似乎詞窮，這當中當然因為有許多人都知道當初冒建陳氏將軍祠、七星伴月園(陳犢墓)及大山奶奶廟等的來龍去脈，且相關人都尚存世，此不可說之痛也。”

既然远在台湾的廖理事长都知道的，河南杨海中先生却还有不明之处，那么我再多说一遍也无妨。毕竟我们不像杨海中先生“河南省社科院”那样，可以掌握那么多的宣传资源。

记得是2016年，我们提出“正本清源”第一年，正赶上《闽台文化研究》牵头做漳浦的一个大型的陈元光纪念活动，我曾将《光州漫忆：被戏说的陈元光出生地》一文投给他们并表示希望参加论坛，组委会负责接稿的那位联系人开始很高兴，表示文章很好，以史说话，材料确凿，角度新颖，刊物可用，漳浦陈元光纪念活动也可以邀请潢川县去参加，但很快就沉寂下去，最后那位负责接洽的联系人抱歉地说，考虑到一些实际情况，文稿刊物不能使用，漳浦的这个陈元光纪念活动对固始、潢川也将一视同仁，都不再做邀请；这似乎很公正，但是从这篇文章的刊登却可以看出，事实不是那么“公正”。再说一个学术机构，需要放弃真实或者学术上的争执去做这样的“公正”吗？

在信阳市也是，市政协做文史的朋友介绍说信阳市要召开根亲文化论坛，他和论坛某负责人介绍我去参加，据说那位负责人看了我的文稿也很高兴，说要做大会发言，但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说了这么多题外话，再说一段不为多。看了杨海中先生对我2016年文稿的批驳，以及廖先生的回复，我索性又把潢川县2017年11月26日参加厦门大学第四届陈元光文化论坛的几篇稿子，也一并发给他们，并附言：

廖先生、杨先生您们好！发去潢川县政协涂白亮主席的《人文古城英雄光州》、史志办陈国太主任的《开漳圣王陈元光籍贯辨析》，已及我的《由陈元光后人与家乡光州间的频繁往来，说到福建与光州间的交往历史》，这些都是在2017年厦门大学陈元光论坛的发言稿。另外发去我回潢川后再写的，就漳州文史界流行土著说，使陈将军蒙尘之感慨：《蒙尘的英雄》。

固始说也好，潢川说也好，这二者的争论，都会使大量的有利于陈元光中原光州说的史实呈现出来，相信这一点会有利于陈氏后人，有利于闽南海外浮光陈氏传承中原之说。

正因为狭隘的固始说之流行，而固始又拿不出一星半点的地方史料，才让岭南说、土著说盛行。并且固始前任领导，一直把陈集“山陕会馆”改建为陈元光祠堂、“安山”改为浮光山以及陈氏祖坟造假作为政绩炫耀，可以说，这个造假事实在信阳这一块就是一个皇帝的新装，只要关注陈元光或者关注根亲文化的，人尽皆知。

二、潢川＝弋阳＝光州会有疑问吗？

在《以史说话》中，我通过对史籍记载的分析，得出“潢川＝弋阳＝光州”、“固始≠光州”、“志书中提及的‘弋阳’即指今天的潢川南城”：

“弋阳在定城县。汉为弋阳国，后魏置郡，唐改光州……今州南城即其地”、“今之州城即旧弋阳城”、“今之州城，即旧弋阳城也……今光州南城即其地”甚至连《固始县志》对“光州”的定义，亦是指今天潢川县境内：“西属光州，七十里跨春河入其境，一百四十里抵郡治。”

然而在杨海中先生文中，“潢川＝弋阳＝光州”是不能成立的，“志书中提及的‘弋阳’即指今天的潢川南城”也是不对的。杨海中先生强调“光州”、“弋阳”均是比县更高一级的“州”，下辖有若干个县，而今潢川县境曾是古代光州的辖地之一，只不过其州治曾长期设在今潢川县。杨海中先生得出的结论“看似”正确，但是，杨海中先生并没有明白，这里面有狭义及广义之分。打个比方来说吧，以今天信阳市为例：

说“信阳市”，可以指今天的豫南，信阳市辖下的2区8县：浉河区、平桥区、潢川县、光山县、息县、新县、罗山县、商城县、淮滨县、固始县；但是也可以仅仅只指信阳市区。这个是需要看语境，联系上下文去理解的。

事实上，陈元光三十六世孙陈烨，对“光州”狭义、广义定义之区分是把握准确的。陈烨在他的一段话中称：

“烨之先世元光，光人也，唐时随父政领兵戍闽，因家焉。今来守是邦，则视邦之士夫子弟，皆其乡人也……烨承乏光州。光为汝南巨州，属邑四……越明年，复得固始故先生葛公臣所纂《志略》”。

在这段话中，第一个“光人”的“光”即指州府所在地的“光州”，即今天潢川县境内；第二个“光州”却是指下辖四县的“光州”。这里面的逻辑就是，如果第一个“光州”指的是下辖四县广义上的“光州”——具体地说是指包括“固始县”的光州，或者陈烨认固始为祖地的那个“光州”的话，那么他接下来就不会又有“复得固始故先生葛公臣所纂《志略》”这一句使用的“固始”了。陈烨没有因为光州下辖有固始县就把固始简单地称为光州。这个“固始”和他心目中的“光州”祖地是有区别的。

再看权威的《辞源》（缩印本）条析：弋阳、郡名。三国魏分汝南、江夏两郡置，治所在弋阳（今河南潢川西），辖境相当今河南淮南以南，竹竿河以东，灌河以西及湖北东北角。西晋后屡有伸缩。北魏只辖今潢川一带，北齐移治定城（今潢川），隋初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光州为弋阳郡。《辞源》“光州”条解是：“地名，春秋弦、黄、蒋三国地。今河南潢川县地。”

三、固始人亦可称作光州人吗？

杨海中先生反驳文章中说：“光州辖固始，从宏观上讲，固始人亦可称作光州人。”这不知道是哪一本《光州志》或者《固始县志》中，哪一篇“纪”、“传”、“表”中，又对哪一位人物的记载？还是以今天信阳市为例：

今天信阳市辖下的2区8县人出了信阳市，都可以简单的自称信阳人；但是户口籍贯记载上却一定会是“信阳市固始县”、“信阳市潢川县”或者直接是“固始县”、“潢川县”等等。唯有狭义的信阳市人，才可能在籍贯中记载为“信阳市”。

杨海中先生提到两个证据，其一是，明喻时为固始人葛臣纂《光州志略》作序写道：“别驾君名臣，字某，号寝野，世为光州人。志成，属余言弁诸首，故不可以辞。”但这是不能代表正统地方史志在“纪”、“传”、“表”中对人物籍贯使用“州人”、“光州人”或“光州固始人”、“固始人”、“光山人”等的区分。这个有明清两代数部《光州志》、《固始县志》对人物传记的记载中可以证明。

杨海中先生说另一个例子是：

“喻时明明是光山县人，这里却被说成是‘光州人’，因为光州涵盖光山。由此可知，《以史说话：陈元光籍贯新探》所谓‘州人’就是‘州人’，‘固始人’就是‘固始人’，固始人和其他县的人不能说成‘州人’就成了不实之词”。

不知道杨海中先生是如何确定喻时为“光山人”的？由喻时的《与丰城族人书》可知，喻时“时惟我先祖十四岁渡江而北，家于河南光州，越我先父、兄弟、子孙，忽垂三、四世矣。”丰城为今江西省中部的一个小城。这个记载也佐证了明代大批江西人北迁光州的历史。关于这个北迁，在我的《光州漫忆：光州与东南沿海间三千年交往史》文中有论及，这里就不展开了。同时，《光州志》记载有：“户部侍郎喻时墓，在州东二十五里。”可以说喻时生在光州，葬于光州。当然，这里的光州一定是指今天潢川境内了。

四、“只有家庙才有可能作为籍贯的旁证”吗？

作为批驳《以史说话》论点之一，杨海中先生文中特别提到：

明末或清初建在光州治所的威惠侯庙和广济公祠均为神庙而不是家庙，更不是祠堂，也不是陈氏家族修建而是官方（或民间）建造的。它只能表明光州士绅对“郡人陈公元光”的崇敬，而无法从旁证的角度证明陈元光的籍贯在潢川。如果以为有庙的地方便是其籍贯之地，福建、台湾有陈元光庙300多座，陈元光之籍贯岂不也有300多处了？显然，这是笑话。

家庙则与此不同。如果一个地方建有某人家庙或祠堂，再加上其他一些资料、文献或文物，方有可能从从一个侧面旁证此人籍贯可能在这里。这一情况今之潢川尚不具备，而固始陈集有陈氏将军祠尚在（据介绍为陈元光之孙陈酆建于唐代，也有说非创建而是改建，可另论），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

杨海中先生说的是没错，但是在战争频繁的光州乃至整个中原地区，杨海中先生不知道还能找到唐代的建筑不？别说一个家庙，就是皇宫，估计也难见到唐朝的了。家乡或者和英雄人物相关地方的人民，因为景仰英雄才会有神庙的出现。潢川有明确记载的从宋到明清的“威惠庙”、“广济王祠”，那首先说明潢川一定是和陈元光有关联的地方。这个固始有吗？如果固始县是陈元光祖地，那他们更应该是“有关联”的啊！

杨海中先生还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不知道现在在郑州或者在某风景区盖一所“陈元光祠堂”，是不是就可以证明陈元光是“郑州人”或是那风景区的人？固始陈集是有陈氏将军祠，但是却是地地道道的假冒伪劣——固始陈集陈氏将军祠原址是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山西富商王天义在此兴建的“山西会馆”。这个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信阳市作家协会主席、曾在陈集乡居住多年的固始人陈峻峰先生的《三炷香:历史行色与他乡叙事》第18页（新华出版社2011年10月1日出版）以及《浮光陈氏英烈传奇》第129-130页《光前裕后将军祠》一文中都有记载。更可笑的是，《光州志》记载的陈元光后人“访弋阳旧第，川原壮丽，再新而居之数年。”到了固始吕文郁著《浮光陈氏英烈传奇》中就被成功的修改为“遂访光州固始陈集旧第，再新而居之数年。”（第18页），不知“弋阳”=“固始陈集”出自何处？

五、固始有浮光山吗？

杨海中先生文中说：“《以史说话：陈元光籍贯新探》一文为了否定陈元光为固始‘浮光陈氏’，采用了釜底抽薪的方法，说浮光山根本不在固始，而在潢川，有三部《光州志》所记为凭。”

首先要解释是，我从来没有说过浮光山在潢川。《水经注》云：“淮水又东径浮光山北，亦曰扶光山，即弋[阳]山也。山距息县南五里，虽今在光山县境，实古新息之封内山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虽然浮光山（今称：濮公山）所属的具体县治在变化：古息、光山、息县等，但是，这座山一直就是属于大光州范畴的，属于紧靠着“弋阳”或者说“光州州治”西北的一座山脉。该山因为弋阳、因为光州，而被赋予了无尽的人文资源，更是曾经光州的十景之首。

说光州，说弋阳，这“光州、弋阳”之名又是如何来的呢？还有我们邻县“光山”的名字都来源于同一座山，这座山就是浮光山：

顺治《光州志·舆地考·山川》：“浮光山一名浮弋，即弋阳山也，州名弋阳郡本此。濮公炼丹光浮于天，州邑因以此名。又名濮公山，在光山县北八十里，俯映长淮。每有光耀，出珉玉及黑石，堪为棋子。”乾隆年《光山县志》记载：“山之知名，久而最著无若浮光者，县口光山，以山名也，唐以前，光州治光山，故州亦以山名。郦道元云：浮光，即弋山也。汉立弋阳县，谓在弋山之阳也，魏立郡，乃治西阳，西阳虽在弋阳县西，实弋山之正南也，山濒淮，其北岸即新息，与山相面，故息以浮光为南障，而实在光山境内。出迎恩门北望，平畴旷远，惟兹山峻石孤撑，高观枕流。”在《大清一统志》中，也清楚地记载浮光山：“在光山县西北八十里，一名浮弋山，即弋阳山也。汉书地理志：弋阳县有弋山在西北……旧志谓之濮公山。”

从语言学角度：“濮公山”就是“浮光山”，符合中古时期语言学“古无轻唇音”现象。简单来说，濮、浮唐代同音，后来才变成两个读音。在今天的闽南及台湾，濮、浮的读音还是相同的。

杨海中先生没有说错，我是采取了“釜底抽薪”的方法。一个建立在假冒“浮光山”基础之上的“陈氏将军祠”、“奶奶庙”、“陈氏祖墓”，乃至依托这座假冒“浮光山”的假的“浮光陈氏”体系，都是极不稳固的，被吹嘘的越高，倒塌的几率就越大。我不“釜底抽薪”，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釜底抽薪”。现在越来越响亮的陈元光土著说、岭南说、河东说等等“杂音”，都是对这个假冒做出的反应。

杨海中先生为了证明固始这座假冒“浮光山”也是一座“浮光山”，提出在信阳这一块有三个“浮光山”之说——“查顺治、乾隆《光州志》可知，所记同名‘浮光山’者有三”。这是有违一名学者应该有的严谨的态度的。

杨海中先生述说中的第一座“在息县城南”浮光山，就是真正的、也是我上文说的那一座。此山虽然离息县县城仅几公里，隔河而望，但是迟至1951年才划归息县管辖（《息县志》）。

杨海中先生述说中的第二座“在光城（今光山）东南”。这一说源于乾隆三十五年《光州志·卷六十八·总序》篇中对“《浮光图志》”及“浮光山”的记载：“光郡之有志，自宋时始。《宋史·艺志》载有徐自明《浮光图志》三卷、李棣《浮光图志》二十卷，今其书久已不传……厥后又易为浮光者，以唐以前尝寄治于光城，城东南有浮光山。日既夕，光犹浮于山椒，故又名郡为浮光。”对照同一部乾隆《光州志·卷之五·山志》篇，此处的“东南”应为“东北”之笔误。这个在我的《以史说话——光州、固始志书中的陈元光》有论述。我们读书，看古书不可机械地去学习，而应该辩证地，前后联系的去看待；杨海中先生在批驳文中也说：“今天在使用上述资料时，应去伪存真，不可盲目轻信。”对此“在光城（今光山）东南”一说，我们是完全可以否定的，这一点正是对古史料去伪存真的一种扬弃，而非杨海中先生所说的“回避”，更不能成为证明我述说“错误”的证据，那是可笑的，也是不严谨的。

杨海中先生证明固始的第三座“浮光山”的证据是这样的：

“固始浮光山，在县城东25公里处。乾隆《光州志·忠义列传》‘陈元光’条载：‘汉建武间，有祖名孟琏者为固始侯相，薨葬于浮光山之麓，子孙因而留家焉’。陈元光对此很是认可，《龙湖集》有《故国山川写景》一诗曰：‘光昂岳望，固始秀民乡。第宅参文武，姻（女连）半帝王。’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陈氏先人陈孟琏‘葬于浮光山之麓’之‘浮光山’并非光城浮光山，原因很简单：东汉时尚未置光州。固始浮光山为今之安阳山的主峰，今人多称其为安阳山。”

被坚持“固始说”捧为至宝的乾隆《光州志》卷五十六《忠义列传》篇中的记载：“唐陈元光，字廷炬，弋阳人……其系本于胡公滿，后子孙以国为姓，遂易妫为陈，汉建武间，有祖名孟连者为固始侯。薨葬于浮光山之麓。子孙因而留家焉……”，其实，当你真正地了解了“浮光山”、“弋阳”、“光州”、“浮光陈氏”这几者中的关系时，你会明白，这个记载更是直接折射出陈元光的出生地就在浮光山南麓的弋阳城里。

“浮光山”与“光州”或者“光州弋阳”得名之间的关系，在上文已有介绍，这里不再累述。而“浮光”一词甚至一直就是光州或者弋阳的代名词。

据《霞漳陈氏》记载：“（陈詠）守龙岩龙门里，命长子章甫兴光州旧第居之。”这个记载和顺治《光州志》卷七《官秩考·宦业》篇中的记载是相互映衬的：“元和十二年，詠卒，（章甫）扶柩归漳。敬宗初，复补光州司马，加团练使，士民爱如慈母，弟四人俱在漳，而公竟居浮光焉。”顺治《光州志》中，郡人陈棐撰写的序言亦为《浮光志序》。在两宋，光州最早出现的两部志书，都叫《浮光图志》。

元代许有壬在《马文贞公神道碑铭》写到：“大奸复相，左迁开平县尹，欲中伤之，退居浮光”。同时期苏天爵的《马文贞公墓志铭》也有：“公退居浮光之野,詠歌诗书,漠然不以介意”。《元史》卷一百四十三《列传第三十》也记载了：“亡何，奸臣复相，左迁开平县尹，因欲中伤之，遂退居光州”。这三段记载的都是同一件事，文中的马文贞即被誉为“中原硕儒”的光州人马祖常。这里让我们明显看到“浮光”等同于“光州”的事实。

在近现代，潢川第一才子孙海波更是把“浮光山”等同于“潢川”。孙海波是一位不管世事变迁，一门心思只做自己学问的著名学者，古文字学家，甲骨文专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教育家。他对家乡的热爱扬溢于他的著作之中，他的签名使用最多的就是：“潢川孙海波”，或者“浮光山民海波”。

总之，以“浮光”代指“光州”的例子不胜枚举。

理解了这些，就可以理解《光州志》中，“有祖名孟连者为固始侯。薨葬于浮光山之麓。子孙因而留家焉”，陈孟连的后裔定居潢川南城，就是浮光山南麓的“弋阳城”，合情合理、顺理成章。因为弋阳城就是因为在浮光山（弋山）之南而得名。并且在当时，弋阳城就是豫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

浮光陈氏，因为陈元光南开闽漳，是陈氏走向世界的起点。而“弋阳”与“光州”与“浮光山”与“浮光陈氏”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折射出陈元光这一支陈氏的原生活地就在“浮光山”南麓的弋阳城中。

因为“浮光陈氏”之名，固始在不断强调他们与“浮光山”的历史渊源。《浮光陈氏英烈传奇》称：“固始东乡的安阳山最高处曰浮光峰，终日浮光缭绕，因之古称浮光山”。但是，地方志书里记载的浮光山却和固始是无缘的。甚至固始自己的明清两代《固始县志》对此亦无记载，不知何来“古称”？

固始这座安阳山，在《光州志》中的记载是：“安阳山一名大山，在固始县东南五十里，巍峨高耸，上有白龙池。”此山与《光州志》中记载位于潢川县西北息县境内的浮光山，不说“南辕北辙”吧，最少也是“西辕东辙”了。陈俊峰是这样介绍此山的：“陈氏将军祠东南，就是浮光山，而更多时候，我们都以自己所处的方位称它为东大山、南大山、北大山、西大山。现在称安阳山，也叫安山。”1987年福建云霄县与固始县以“历史渊源血脉亲情为纽带”缔结友好县。以至于今天在固始县的对外宣传中，为了拉近与福建云霄县的感情，还要在这二合一的“安阳山浮光顶”上再附会上一座“云霄殿”。

在铺天盖地的伪宣传中，安阳山头果然被浮云遮日，可惜，浮云终归不是“浮光”，遮蔽的了一时，岂能遮蔽的了一世？远在台湾的廖俊杰理事长都知道：“因為有許多人都知道當初冒建陳氏將軍祠、七星伴月園(陳犢墓)及大山奶奶廟等的來龍去脈，且相關人都尚存世，此不可說之痛也。”更不要说还有那些以此为荣，还在到处炫耀这是他们的政绩工程，曾经参与此事作假的那些前任们……可以说，把陈集“山陕会馆”改建为“陈元光祠堂”、“安山”或“大山”改为“浮光山”以及“陈氏祖坟造假”等在信阳这一块就是一个皇帝的新装，只要是关注陈元光问题或者关注根亲文化的，人尽皆知。

至于杨海中先生作为“证据”那首伪诗，实在不值一驳。之所以说这是一首不值得一驳的伪诗，是因为，这样一首充溢和流露炫耀和浮夸之情，与诗的主题报殇已有很大的反差，实在有辱圣王之名。从诗中也看不到作者对其父母之殇的悲痛之情。这会是一代儒将、开漳圣王写的诗吗？

2017年3月，历时数年，息县政协文史委编撰的《濮公山史话》已由中州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作为一方权威的山志、史志，固始东面假冒的“浮光山”还需要我再去“釜底抽薪”吗？

六、《光州志》记载的错误与《固始县志》的无载

在杨海中先生批驳文中，有这样的话：“清代四部《光州志》对陈元光事迹的记述多有不确凿之处，其原因总的来说是历史久远、资料匮乏、志书编纂者态度不够严谨所致。因而今天在使用上述资料时，应去伪存真，不可盲目轻信。”、“虽然固始志没有陈元的记载，但有本县以外的证据似乎更客观一些，这比被别人说有意往自己脸上贴金更有说服力。”在杨海中先生眼中，没有记载更可靠一些；没有记载未来可以想象的空间会更丰富一些。

同时，杨海中先生提出明清《固始县志》对陈元光没有记载的原因是：“因无文献，不得其详。然推究起来，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前人无有记载，资料欠缺，历史中断。二是编纂者视野狭窄，未有见到有关记载。三是编纂者可能对陈元光有误解，慎审取舍中有所忌讳。四是采访资料者足迹未到闽南，未闻未见过有关陈元光的记载。”而杨海中先生在批驳《光州志》不可靠时说：“将光绪十二年与乾隆三十五年、顺治十七年《光州志》作一比对，可以明显看出，在陈元光介绍的内容上有一定的承袭关系，即后者多因袭前说”。但是，杨海中先生忘了，明嘉靖时，修志狂人、固始人葛臣曾修《光州志略》。葛臣字子良，固始县举人，时任光州通判，他热衷于修志，除纂此州志外，又编纂嘉靖《固始县志》。嘉靖二十六（1547）年，葛臣在山东高苑任知县时，亦主修《高苑县志》。每一个地方，历代志书沿袭前代是没有错的。《光州志》不例外。可以说《光州志》对陈元光的记载可以上溯到“固始人”葛臣修的《光州志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修《固始县志》时，就没有想起他这位大名鼎鼎的“陈元光老乡”吗？只能说，他并不认可陈元光是固始人！

按照杨海中先生文中所言，当时《固始县志》不记陈元光是因为“有误解，慎审取舍中有所忌讳”，而在同时期的《光州志》中对陈元光却是大加表扬与赞誉。是什么原因让几百年后的固始改变了对陈元光的态度呢？哪怕造假也要认祖呢？市场经济的原因吗？据说固始县城南新区，有一处占地近百亩的根亲文化园。每年10月，这里都将会举办根亲文化节。据说根亲文化与根亲经济，已成为固始县的一张名片。据说，仅在2012年举办的第四届根亲文化节上，就成功签约12个项目，总金额53.6亿元……

顺治《光州志·卷首·凡例·重修光州志例》称：“四县俱存大体，其祥者自有各县志在。”光绪《光州志·卷之首·凡例》篇称：“直隶州志与府志不同……直隶州则本境之事宜祥……各县俱有志也。”时光州辖光山、固始、息县、商城四县。由是可知，《光州志》记载事物以光州（今潢川）境内为主，州属各县记载以各县志为主。各县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记载，均应以各县志为准。

光绪《光州志·卷之首·纂修衔名》篇称：“與修署光山县事候补知州……署固始县事即用知县……署息县事候补知县……商城县知县……”。“與”即今天的简体字“与”，参与编修之意。由此可知，《光州志》的编撰，是有下辖各县参与的。《光州志》所记载的事物，也是下辖县所认可的。为什么到了今天，《光州志》记载的“州人”陈元光，固始就不认可了呢？

《光州志》中的错误问题，在我《蒙尘的英雄》及其他几篇相关文章中都有论述，在杨海中先生批驳文中也提及的“新旧唐书失载”有关。一个正史上被故意疏漏了的时代，在千年后记载上的差异是很正常的，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需要我们去辩证地看待这些史料。如果因为记载上有差异就否定历史，那么我们三皇五帝都可以通通推倒，中华文明也可以打上问号。我们更不能因为这个差异，就来否认来自陈元光家乡《光州志》中的记载。陈元光及其子孙、后世陈酆、陈咏、陈章、陈烨等，都在《光州志》里有明确的、大量的记载，这是流传有序、而不是偶尔提及的记载，同时还有威惠庙、广济王祠等，这些都是历史考证的重要依据，有文有献。正所谓：“唐史无人写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固始县志无一字，光州志中记渊源。”

七、我们有理由自信

杨海中先生文章中说到：“‘固始说’明明有白纸黑字的确凿记载，明明有陈元光自己的表白，但一些学者另据一些资料不予承认，并视之为‘伪’（如谢重光先生、杨际平先生）。杨峰先生参加第三届海峡两岸陈元光文化论坛归来后，对此百感交集，写了《福建归来杂感五：正本清源路漫漫》。是的，这个问题还会继续争论下去。但我们应有信心，随着更多资料的发现，必将会愈辨愈明。”比起“固始说”所谓的白纸黑字记载，我们曾经的光州，今天的潢川，有这么多的史料，我们难道不应该有更多的理由去自信吗？

固始说甚至在南宋就被文史学界所否定。南宋文史学家、福建莆田人郑樵就认为：“闽人称祖皆曰自光州固始来，实由王潮兄弟以固始之众，从王绪入闽，王审知因其众克定闽中，以桑梓故，独优固始人，故闽人至今言氏族者皆曰固始，其实滥谬。”（乾隆《福建通志·丛谈二》）与郑樵同时代的方大琮亦主张闽人伪托固始籍贯是为了换取闽国统治者的优待，他说：“曩见乡人凡诸姓志墓者佥曰自光州固始来，则从王氏入闽似矣。又见旧姓在王氏之前者，亦曰来自固始。”这个情况在顺治《光州志·武（职）》中也有记载：“王潮为威武军节度使，弟弟邽为泉州刺史，审知、梁以为中书令，封闽王。兄弟乘唐末之乱，割据闽中，其后兵多光州人，今福州人多能自言其上世出于浮光者。一作潮为光州固始人。”

正因为这“光州固始说”的广为流传，但在明清两代《固始县志》上却无只言片语的记载，也拿不出任何史料的依据，因而造成了陈元光其他几种籍贯之说的盛行，大家都是似是而非。以至于让一代儒将、开漳教化被后世尊为“圣王”的陈元光有了岭南“杀人饮血”酋长之说，让英雄蒙尘！

与陈元光“被”“光州固始”说一样，唐末王氏兄弟义军入闽亦“被”“光州固始”说。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写道：寿州人王绪造反，用王潮为军正，后因避秦宗权，渡江而南，流入福建，后被其下所杀，推潮为主，建闽国。《僖宗纪》云，绪悉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以行，全为前锋，王潮兄弟从之，由此入闽。

唐初陈政父子奉诏入闽以及唐末王氏兄弟义军入闽，是两次声势浩大的武装移民，影响深远，奠定了光州作为闽台祖地的地位。我们不否认王潮兄弟祖籍或为“光州固始”，但讨论唐末王氏兄弟的这次移民，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光州固始的移民”。理由有四：

一，寿州王绪起事，西行攻下光州，接受秦宗权管辖封为光州刺史。绪占光州数年，招兵买马，扩张势力，绝非只有固始籍兵员。再有，绪南逃之时，亦是从光州出发。在王绪的胁迫下，随军南迁的亦有大批光州治民众。葛剑雄《中国移民史》记载：“唐光启元年正月，王绪、王潮率光州人约二三万，经江西进入福建。”

二，王家与光州关系密切。道光《开闽忠懿王氏族谱》记载：王晔“守定城宰”（定城即今潢川，时为光州治）、“恁（王潮、王审知父），字以诚，赠光州刺史，继赠太尉，累赠太师”。有关王晔，《固始移民资料简编》认为，其先为固始令，后调任定城宰。如果仅仅因为王潮五世祖王晔任职过“固始令”，就强调其固始人的身份，那么“定城宰”、“光州刺史”等任职，可以说王家与“光州”的关系更为密切。同时，王潮的妹夫曾延世二十岁娶王婉贞为妻。咸通四年应会试，中二甲进士，官团练使，光州刺史。在南徙福建中，曾延世率家族辅助王潮、王审知组织义军，剪除地方割据势力，转战福、漳、泉诸州郡。

三，有史可查的很多部将均为“州人”或“光州人”。顺治《光州志·人物考·五代十国》记载：“王延嗣州人。唐亡，梁太祖拜王审知为中书令，封闽王。延嗣力谏曰：‘义不帝秦，此其时也’……”、“詹君泽州人，避乱迁闽……”。

四，“三王开闽”具有其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战乱使得光州、寿州民众在王绪的胁迫下，随军南下，转战赣、粤、闽。并不像唐初陈政父子的“奉命靖边”，王绪是为了摆脱秦宗权的追击，往南寻求发展，这是其偶然性。但王绪王潮却是“循迹而来”——“泉潮间”背山面海独特封闭的地理优势，以及光州陈政父子祖孙六代150余年的经营，加之两地间原本就存在的宗亲关系及频繁往来，就是王氏兄弟此次南逃并最终入闽的关键纽带，这是其必然性。

我们有理由自信吗？

在顺治《光州志·坊额》中记载有弋阳古城、镇潢桥南：“河洛重镇吴楚上游”牌坊。这八个字可以说定位准确，形象生动，大方气派！既点出潢川独特的地理位置——北国的江南，江南的北国；同时也点出了古光州楚风豫韵，南北方文化交融的文化特点——“河洛”代表的是中原文化，“吴楚”则代表了南方文化。而地处其间的光州，就是这两种文化的融合之处。可以说，这座牌坊，点出了潢川独特的历史文化的特色。回溯我们潢川的历史，从四千年前黄国在此立国，黄国一直以中原邦国自居，与楚抗衡。公元前648年，黄国为楚所灭，黄地又入楚，而后长期受楚文化之浸润。这些都奠定了潢川独特的文化底蕴，那就是楚风豫韵的文化特征十分突出：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多元化文化，既有北方文化的厚重，又不失南方文化的轻巧，厚重中但不笨倔，轻巧中而不轻薄！此牌坊，仅仅八个字，就淋漓尽致的把我们光州的历史及文化特点写的清清楚楚。

历史上很多城市会自诩为“河洛重镇”或者“吴楚重镇”，但是将二者合二为一的，唯有我们光州！这点睛的八字，就是我们光州文化自信的基础，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文化底气。

我们当然有理由自信！

一代儒将、开漳圣王陈元光的家乡，会是“杀人饮血”的无教化之地？会是偏僻的山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是豫东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光州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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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与河南省社科院杨海中先生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