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价高了，年青人才回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经在潢川县牛岗乡粮管所上过两年班，经手收购的粮食有几大仓库，总量应该有万余吨。在单位两年，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词：谷贱伤农。
那时农民卖粮难，粮食便宜，我在工作时，没少帮助老弱病残的父老乡亲把装稻子和小麦的麻袋或蛇皮袋往粮堆上搬，那时年轻有劲，一天下来，要搬很多趟，也不觉累。因为表现还算不错，被单位评了两年的特等劳模，奖了一百块钱。彼时的一百块钱比较值钱，可以买不少东西，我买骑行中国的第一辆自行车，可能就用了这个钱，还有单位同事们的资助，至今深深感恩。1992年下半年，我还被乡政府宣传委员李永正先生借调到乡政府搞社教，和刘新凯老师到各村去调研，深感中国三农第一人李昌平先生后来所说的"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
后来我发起"希望工程万里行"，没少去云贵川的穷山沟搞调查，发现情况比我老家潢川农村更糟糕，因为很多地方是“七山二水一分田"，收的粮食根本不够吃，年年靠吃国家的救济粮。我们有时候批评一些国家特困县的农民们养成了"等靠要"的毛病，现在想来，他们人多地少，收入微薄，也确实没办法。我们经常说扶贫先扶志，在有些连片特困区，文盲很多，想扶起来，还真不易。
研究中国工业化的人都知道，我国的工业化是建立在农民的低福利和工人的低工资基础上的，利用的是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完成的资金集累，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农产品便宜工业品贵。农产品价格低，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就会降低，因为投入和产出不对等，这就是谷贱伤农。中国乡建领军人物、北京绿十字创始人孙君先生这些年来一直呼吁"年青人回来"，其情殷殷，其意切切，并在全国做了多个年青人回归的很成功乡建项目，比如郝堂、小堤和三瓜公社等，但就全国大环境来说，如果农产品整体价格上不去，种粮不赚钱，代表着乡村希望的年轻人怎能回来？回来了又如何能安心？
有人会说，提高粮价不就行了。哪有那么容易，中国人太多，城市低收入群体也不少，基层公务员工资有限，提高了粮价，自然提振了农民种田积极性，年轻人会回归，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问题会改善，农田摞荒现象也会减少，但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广大基层公务员如何生活。中国人口多，是优势也是劣势，既有劳动力的红利，也有资源的消耗。所以温总当年总是提醒国人，再大的经济资源总量除13亿人，都是个小数字。再小的事情乘13亿人，都是个大事情。总量我们位列世界前矛，平均我们往往靠后。
前几日我写了篇有关三农的小文发各微信群，在一个高干、思想家和名人云集的群里，山东理工大学副校长易维明先生点评道：农产品价格相对太低了，安分的农民不会有体面的生活，这是根本的。一个农民，靠种地，怎么也没有好日子过。所以有了农民工，有了留守儿童。有人形象地比喻农民种地：农民种地就像生了一个傻儿子，你养着就赔钱，你弄死他就坐牢偿命。农民种地就赔钱，不种地就被人笑话是二流子。
那么是不是提高粮价，乡村年青人都会回归呢？肯定不是。以我熟悉的河南新县为例子，该县山多田少，曾经是出了名的老区穷县。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给了新县政策，大量青壮年远赴海外务工，县域经济才得到改善。2013年以来，因为北京绿十字、中国扶贫基金会等联手推动的"英雄梦.新县梦"规划设计公益行，为新县全域旅游打了好基础，才有了这几年日渐红火的乡村旅游。既使如此，吸纳的回乡年青人也有限，大部分还是在大城市或海外务工。原因很简单，新县可耕地太少，如果换作人均耕地较多的息县、淮滨和潢川等平原县，就大不相同了。
国家对三农可谓重视，连续十多年的一号文件皆言三农。从2004年开始，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再到今天的乡村振兴，无一不是大手笔，但三农问题至今还在探索，年青人返乡发展依然困难重重。很多人一提到三农，意见很多，而我总是这样想：中国太大，治理不易，互相理解吧！
叶榄
2020年2月26日于河南潢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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