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发生在潢川专区的一场“闹剧”_收藏爱好_潢川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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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1/4/17 16:54:28
来自：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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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解放的潢川专区百废待兴。然而这时却发生了一场反革命的“闹剧”，“闹剧”的结局当然没有例外——以其首恶分子的伏法而告终。据潢川县公安局党史征编领导组办公室张远执笔的《平息“圣贤道”暴乱，巩固人民政权》一文（刊登于1990年《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信阳地区党史资料》第二辑）介绍说：

1950年8月19日夜，在潢川、光山、息县三县接壤处的,27个乡，3千多名圣贤道徒在匪（会）首赵玉龙、周明德等人的煽动，蒙蔽和威胁下，悍然发动武装暴乱，残杀我共青团骨干和民兵，反动气焰甚嚣尘上。他们兵分三路攻打专署所在地——潢川及潢川县二区政府，并抢劫堡子口粮库，妄图一举摧毁我新生的人民政权，另立“朝廷”。这就是闻名豫南的圣贤道暴乱。对这一小撮亡命之徒的倒行逆施，潢川专署公安机关事先掌握了准确情报。暴乱发生后，在军分区武装部队的配合下，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一举击溃暴乱匪徒。接着党政军一齐动手，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除抓获一批匪首和骨干分子外，那些逃匿的暴乱分子也先后投案自首，从而胜利平息了这场反革命暴乱。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将会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是何等的重要。

（一）

圣贤道又名“神仙道”，是一种全国性的封建迷信组织，各地均有其分支。潢川地区的圣贤道原归周之汉统辖。周死后传位于其子周明德，嗣后分为东西两系，以淮河为界，淮河以东称“东系”，淮河以西称“西系”。“东系”又称“单盘”，教主为赵玉龙（无业游民，平日装神弄鬼，骗人钱财生活，住淮滨县防湖区）；“西系”称“双盘”，教主周明德（潢川四区人，地主）。主要分布在潢川东北部、息县东部及光山北部地区，有道众三千余人。

（二）

1948年底，1949年初，蒋军节节败退，商城、光山、潢川，罗山、息县相继解放。潢川地委、潢川专署（前身为鄂豫二地委、专署）和各县政权相继建立。随着区、乡政权的建立，政治运动的开展，深深触动了一小撮恶霸地主、国民党骨干分子以及兵痞、土匪的即得利益。他们眼看着蒋家王朝大势已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日子已经结束，终日惊魂不定，一筹莫展。为追回失去的天堂，他们利用操纵下的圣贤道这一迷信组织，在豫南大地制造混乱。从1950年6月起，他们利用部分群众的封建迷信思想，大肆进行欺骗宣传，蒙蔽群众，策划武装暴乱，另立“朝廷”。

赵玉龙、周明德、孙登龙（原土匪中队长）孙登善（原国民党军连长）等匪首，为网罗反动势力，以教徒为媒介，到处散布“真龙天子出现了，毛（泽东）、蒋（介石）都不行”，“该会门坐天下了”。“准备定都东京（开封）”，“早参加的早封官，到城里去发洋财”等，以期扩大反动队伍。接着制定了“先攻打潢川、息县、光山，后攻打开封，并以此为京都”的阴谋计划。为此他们进行了分工，成立了“挺进纵队指挥部”。

挺进纵队指挥部：

总指挥：赵玉龙

调兵大将：周明德

派遣大元帅：孙登龙、孙登善

指挥部下辖3个纵队9个中队。

同时，为进一步欺群众，徐天宝等人在赵玉龙的授意下，将曹姓农民的一个九岁秃头孩子劫持到家里，奉为“小皇帝”，早晚朝拜、呼唤万岁，把小秃孩的每一句话都当“圣旨”。他们以黄布为符号，以示“皇星高照”和“吉利”。同时，他们还向道徒宣布“此次行动不准暴露（共产党)无论捉住谁，一律不准讲（秘密），谁讲杀谁全家，子孙还不准报仇，三天化为脓血”。

（三）

1950年8月，饱经战乱的豫南人民用自已辛勤劳动的汗水迎来了当家做主后的第二个丰收年。翻身后的农民扬眉吐气，无不发出舒心的微笑。然而，在潢川、光山、息县边境二十一个乡的大片土地上，一群圣贤道徒正磨刀霍霍，准备发动反革命暴乱。

8月19日上午，潢川县第二区（余店）隆古乡民兵队长邬归龙（又名邬尚和）、青年团支部书记李士恭二人扛着枪兴致勃勃地来到乡农会主席李五（变节分子，参与了此次反革命暴乱）家，正好碰上了准备暴乱的匪徒魏占元（土匪出身）等一邦人。“哟，好新的枪啦，给我们看看。”说话间，匪徒即动手将李邬二人绳捆索绑。“你们这是干什么？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当李邬二人意识到敌人要制造流血事件的时候，为时已晚，在光天化日之下，魏占元等惨无人道地将李、邬二人大卸八块，暴尸荒野。

（四）

傍晚时分，紧靠北城的潢川飞机场已蒙上了浓烈的恐怖气氛。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各地的圣贤徒还在陆陆续续赶来聚集。徐天宝（暴乱时拟任潢川县县长）掂着杀猪刀上窜下跳，并以“谁不参加杀死谁”相威胁，不久，飞机场内已聚集了一千五百多人。匪徒们有的扛着长枪，有的扛着尖担、创锄、铁锨、红缨枪，有的掂着杀猪刀、菜刀、木捧、扫帚。飞机场上鬼影闪闪，人头攒动。其中被胁迫来的群众心惊胆颤地站在那里。

这时围绕着从哪个城门攻城“吉利”这一“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待把“小皇帝”背来后，人们开始屏声静气地等待“圣旨”。然而，一个九岁的呆傻禿孩子，由于长时间远离亲人，黑夜里又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周围是杀气腾腾的人群，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不禁哇哇大哭起来。按照事前的分工，此时，另两路人马先后向二区政府和堡子口粮库奔去，他们约定：听飞机场鸣枪为号，同时下手。

（五）

他们哪里知道，这天下午，县公安局已接到紧急报告：“各地圣贤道傍晚以后将向飞机场方向聚集，谁备暴乱攻打潢川城。”县公安局长李瑞亭已将此急报专区公安局长肖建波。早在十多天前，肖局长曾接到县公安局报告，谓潢川、光山、息县交界地区的圣贤道准备暴乱。但鉴于对其组织情况和政治目的不够了解，为避免打草警蛇决定一面派人侦察，一面加强潢川城内武装巡逻，但没充分估计到事态发展会如此之快。

敌情就是命令。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潢川地、县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在全城实行紧急戒严；同时，派出公安部队的两个班增援二区政府。

接到增援二区的命令后，两班战士跑步前进，这时敌方的两名哨兵听到大路上急促的脚步声，吓的高声大喊起来，“不得了啦，八路的马队过来了。整个大路都是队伍。”那些自称是活灵活现的“神兵天将”听到呼喊，顿时乱作一团，被驱赶胁迫来的群众纷纷夺路逃去。匪徒们犹如丧家之犬，也四处逃匿。各路公安干警和分区部队在肖建波局长指挥下，快速冲向飞机场围歼匪徒。增援二区的部队和二区区队实行两面夹击，在余店附近首先将匪首周明德抓获。当晚共抓获暴乱匪徒二百多名，全部关押在余店南头的小学里。清理飞机场现场时，拾到很多红缨枪，尖担、刨锄、扫帚、黄布条。

（六）

根据上级“要消灭土匪，但不要滋生新土匪”的精神，平乱工作组和各地基层政权密切配合，一面组织力量继续追捕匪首，一面对被抓人员进行甄别清理。除有严重罪恶的人外，该释放则释放。同时，工作组一连几天利用余店、隆古、堡口等地逢集之机，大力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并利用现身说法，当场实行政策兑现，广泛开展投案自首，交待罪行活动，揭露赵玉龙等人愚弄欺骗群众，组织反革命暴乱，残杀革命同志的罪行。从而消除了一般道徒的畏惧心理，短短几天内，工作组收到的黄布条幅多达几筐，一千多人先后主动登记。

八月二十日，地区公安局侦察员张剑声和县公安局侦察股长韩仁秉、侦察员刘修河等人带领公安武装，前往息县追捕赵玉龙、孙登善。当天赶到赵玉龙家所在地防湖区，该区区委书记魏云景同志听侦察员对敌情的介绍，商定了秘密捕捉的办法。八月二十一日，刘修河和武装人员留守夏庄；韩仁秉、张剑声、魏云景三人化妆成求医问药的病人，悄悄来到周楼乡赵玉龙家。赵玉龙单身生活，本地群众对其罪恶活动并不了解。恰巧，此时，赵又到长陵集贩运粮食去了。根据这一情报，魏云景立即返回夏庄，通知刘修河等人迅速赶到长陵。韩仁秉、张剑声二人直奔长陵，若能在路上截获赵玉龙为上。恰巧，行至王楼村，迎头碰上赵玉龙（张剑声认识），他拉低帽沿欲溜，还未起跑，被我公安人员生擒。就地突审赵玉龙，得悉孙登善仍在陈楼家中。当晚，刘修河等人又连夜赶到陈楼，孙登善正在和两个女人鬼混，当场将孙擒获。

这场波及豫东南三县的圣贤道暴乱，终于以敌人的失败告终。在平息暴乱中，锻炼了干部群众，教育挽救受蒙蔽的道徒，有力地打击了妄图颠覆人民政权的阶级敌人。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将赵玉龙、孙登善、徐天宝等七名首恶分子判处死刑。

此次打击“圣贤道”暴乱后，潢川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从1950年10月起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直至1953年10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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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解放初发生在潢川专区的一场“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