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安庆迎江寺内的振风塔
懒悟是潢川人，是我们的乡贤，是家乡的骄傲。他曾在安徽安庆迎江寺生活了25年。
懒悟到安庆大概是在1931年前后，此前他在九江东林寺隐居。据说他乘船过安庆，见振风塔巍然耸天，免不了下来一走，结果让住持本僧及常住竺庵、心坚二师诚心挽留。这一留，让懒悟在安庆呆了整整25年。懒悟居迎江寺时，画名颇盛。据说有一年，懒悟家乡河南遭遇洪水，其乡有画家某某流浪至安庆，在街头卖画为生，生意清冷。有人给他出主意说，你若想生意好，就要改画山水，落款署懒悟的名。画家以计行事，生意果然很好。懒悟得知后，便去街头找到画家，问明情况，知道是老乡，且迫于生计，对画家说：我就是懒悟，只要你生意好，今后就署我的名字卖画吧！
2012年4月24日，安庆市懒悟艺术馆开馆。艺术馆的馆长张庆先生可以说是最了解懒悟的人。这源于他的祖父张国范。在安庆，老一辈人说到张国范，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他是伤科医生，但他的武术名气，又远比医术大得多。同是生活在安庆的社会名流，张国范与画僧懒悟成为莫逆之交，也就不存在悬念。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佛界高僧，一是杏林高手，都是统战部门团结的重点人物。懒悟1954年被推选为人大代表，参加了安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而张国范，作为武术界和医学界的权威，也当选为安庆市政协委员。安庆懒悟艺术馆所收藏的懒悟作品多为懒悟赠予张家的家藏。张庆先生是安庆市政协委员，他写了一篇《懒悟和陈独秀一家子》的文章，介绍了我们这位乡贤和同属安庆（陈独秀，安徽省怀宁县十里铺人，今属安庆市）的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及其家人的渊源。该文被收录在2021年第8期《纵横》杂志，标题为《懒悟和陈独秀家人的交往》：
安庆市懒悟艺术馆是一家地域性的民营展馆，有着两大收藏体系。其一是安庆迎江寺画僧懒悟的书画作品，在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美术教育体制的碰撞中，形成了独立尘表的一道风景；其二是清初、民国到当今已故的安庆历史名人的书画及文献，林林总总逾百件，算得上“兵多将广”。而能扛“帅旗”的，惟有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国共产党一到五大总书记陈独秀的一幅书法条屏。这幅作品提及陈独秀和李大钊在日本的首次会晤，是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史料。作为两大灵魂级别的藏品，懒悟和陈独秀之间，会有什么样的瓜葛呢？
记得1981年10月2日，《安庆新闻报》的“皖城古今谈”专栏，发表了懒悟弟子唐大笠先生的一篇短文《陈昔凡遗稿，懒和尚补就》。文中的陈昔凡，是陈独秀的四叔，因膝下无子，便将陈独秀过继为嗣子。陈昔凡是光绪元年（1875年）举人，任过辽阳的知州、新民的知府。不过陈昔凡痴迷收藏，是沈阳和北京“崇古斋”古玩店的隐身掌柜。陈昔凡私淑沈石田、王石谷、刘石庵、邓石如，遂颜其居为“四石师斋”。
唐先生文中叙述的是一幅陈昔凡的未竟画稿，为安庆藏家吴云（字信友）先生所得。1947年，吴云请迎江寺的懒悟和尚补就。4年后，懒悟重审又题：
“石谷子一派笔调，学者极众，前清我皖姜颖生、陈昔凡两先生当推海内第一。此幅系昔凡先生之遗稿也。丁亥冬吴君信友携来画就其下部，而上半幅只有勾稿未画。吴君嘱为补拙，故强试俚毫完成此幅。见者勿以我为多事，信有居士一笑。懒悟并志”懒悟画跋中的石谷子，便是陈昔凡推崇的王石谷。清代画坛，“四王”一统天下。皖省学“四王”而卓有成就者，如黄宾虹在《近数十年画者评》中所论：“陈昔凡、姜颖生皆左清晖（王石谷）而右麓台（王原祁）者也”。而懒悟早年学王石谷亦深谙其妙，故所补部分浑然一体。如果不是题识及“陈衍庶字锡蕃”的白文压脚印，很难分辨是出自两人之手。
兼为懒悟和林散之双重弟子的唐先生，在文末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昔凡终生囿于石谷子一家法，未能脱去窠臼，至多只是一把临古的好手；懒悟则不然，他以‘四王’为起点，远溯宋元，晚年力学新安画派，有他自己的建树和独特风格”。
懒悟和陈独秀嗣父陈昔凡的书画缘，成了皖江艺苑的一件趣谈。而懒悟和陈独秀本人有没有交集呢？懒悟1931年寄寓安庆迎江寺时，陈独秀已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住在上海的法租界。次年10月陈独秀被捕，在国民党的大牢里关押了4年10个月零8天。出狱后，陈独秀经汉口抵达四川的江津，在鹤山坪的石院墙，度过了其一生最后的岁月。而抗战军兴，懒悟避祸于舒城的春秋山、肥西的紫蓬山，辗转到了战时的安徽省政府临时所在地立煌（今金寨县），和陈独秀的活动轨迹，基本上是“南辕北撤”。
不过，我在查阅懒悟档案时，发现1956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懒悟在闽南佛学院读书时，参加过陈独秀领导的学生运动。懒悟是1927年就读于闽南佛学院的，佛学院和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毗邻。1924年厦门大学曾发生过学潮，1926年厦门大学的三名年轻学生罗扬才、罗秋天、李觉民，组建了福建省的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厦门大学党支部。他们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在学生中广泛传播《新青年》《响导》《中国青年》等书刊，进一步推动了厦门大学的学潮。
1927年底，闽南佛学院也闹起了学潮，主张废除僧衣、改穿普通学生装，反对为死人超度，提倡主办学校医院等。懒悟、传戒等被推选为学生会执委，学潮持续了2个多月。1928年3月，懒悟离开厦门回到杭州灵隐寺。传戒则回到家乡江阴，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后遭国民党通缉，1931年在杭州灵隐寺具足戒。传戒便是后来的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闽南佛学院的学潮和厦门大学的学潮，或多或少有些干系。至于懒悟参加过陈独秀领导的学生运动，似乎有些牵强。不过懒悟也好、传戒也好，主动也好、被动也好，在那个大时代的背景下，他们都不可避免的感触过陈独秀的启蒙思想。所以，在1956年的调查报告中，便有了懒悟在闽南佛学院期间，思想上有倾向进步的结语。
懒悟在灵隐寺，结识了杭城的富二代唐云、净慈寺的僧人若瓢、杭州国立艺术院的学生葛康俞。新中国成立后，唐云出任上海中国画院的院长，若瓢从香港寄寓上海吉祥寺，以兰竹享名画坛。葛康俞是陈独秀的外甥，1950年被聘为国立南京大学艺术系的教授。西子湖畔的一段相识相知，激发了懒悟的艺术潜质。自此，懒悟寄情青灯蒲团，以绘画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被称为中国美术史上的最后一位画僧。
1947年，陈独秀的三儿子陈松年、侄子陈遐年，将陈独秀的灵柩从四川江津运抵安庆，下葬的人群里就有懒悟的旧雨葛康俞、葛康衮（字孝彝）。这一年，葛康俞从国立安徽大学转任南京的中央大学，而陈遐年、葛康衮则留在安庆的国立安徽大学任教，他们都是懒悟的方外友。懒悟禅房里张挂的宋代无款百雀图，就是陈遐年所赠。懒悟艺术馆里也典藏了一幅懒悟画给孝彝（葛康衮）的山水条屏。而吴云先生所藏的陈昔凡未竟画稿，即为陈遐年从北京“崇古斋”带回的旧物 。表兄弟、堂兄弟、方外友的一来二往，便有了懒悟和陈松年之间的走动。50年代末，懒悟奉调合肥明教寺，恰巧陈松年的二女儿陈长玙考取了合肥工业大学。陈长玙知书达理，得空便到明教寺，陪和尚伯伯说说话。而每次长玙来，懒悟总是嘘寒问暖。懒悟弟子贺泽海先生，曾见过古教弩台的凉亭里，有一老一少在唠嗑。那老者，便是懒悟，年少的，便是独秀先生的孙女儿陈长玙。这是一段渐逝渐远因文字而生动的历史，这是一段被捡起的曾经，这是家乡永远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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